北京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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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京春节纪事

  
  老春节有哪些老过法,已是人言人殊。有的是传说,有的是听说,特别是对于本世纪初的一些独特风俗趣味的老过法,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显得多少有些遥远和神秘。为此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对其亲历者进行了“采访”,并编辑整理出这样一篇故事,以助节日闲聊之谈资,抬杠之依据。
  
  腊月家家事儿多
  
  自进入腊月以后,就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挣些银子过年。祭灶之后,新春联渐次粘挂,千家万户,焕然一新。有的人家用朱笺,有的用红纸,只有内廷及宗室王公等按例用白纸,镶以红边蓝边,不是宗室者不得擅用。
  腊月将梅束起放在一个腹大口小的器具中,放置于地下五尺左右的地方,燃火,让地微微有些温暖,梅花就回渐渐放白,用纸笼之,到市上去卖,小桃、郁李、迎春都可如此。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相购买,以为乐。
  腊月初一,大街上卖粥果者排成市场。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初十以后则卖卫画、门神、挂钱、金银箔、锞子黄钱、销金倒酉、马子烧纸、玻璃镜、窗户眼。......钱店银号兑换压岁金银——小梅花海棠元宝。廿日之后则卖糖瓜、糖饼、江米竹节糕、关东糖。糟草抄豆,是廿三日送灶时供给神马用的。又有卖窑器者,铜银换瓷碗,京城之香炉烛台;闷葫芦,小儿籍以存钱;支锅瓦,灶口用为助爨。至廿五日以后则卖芝麻秸、松柏枝、南苍术以供“煨岁”之用。腊月诸物价钱都比平日贵些,所以才有“腊月水土贵三分”的谚语。老年人到了这时,总要劝后辈谨慎花钱,于是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品抓”之谚。
  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都在前一日备好米和豆,以百果雕作人物像生花式。三更煮粥成,全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腊八粥,是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塘、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用莲子、扁豆、薏米、挂元,用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洗净器皿,终夜经营,到天明时粥熟。除祀祖供佛外,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红枣、核桃等制成狮子、小儿等类,以见巧思。
  腊八日御河起冰窖,通河运水贮内窑,太液池起冰贮雪池冰窑,开门运之,夏日出用甚便。
  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男子罗拜,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于内室,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燃香默拜。
  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全体执行放公假。此后,梨园戏馆择日封台,八班合演,至来岁元旦则赐福开戏。上学的儿童,在“封印”之后熟师也让放假,谓之“放学年”。
  廿五日至除夕传说为“乱岁日”。“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
  岁暮,将一年吃剩的药,抛弃在门外,并将所收集的药方,放一起烧掉,这叫“丢百病”。
  在炉内烧松枝、柏叶、南苍术、吉祥丹,名曰:“煨岁”。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除夕一大堆老理儿
  除夕,人们蟒袍补褂四出拜访亲友,谓之“辞岁”。家人叩拜尊长,也叫:“辞岁”。新婚的夫妇必须要到拨岳家辞岁,否则为不恭。
  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凡是行走之外要撒上芝麻秸,这叫“踩岁”。
  除夕,夜子初交,门外宝炬争辉,爆竹竞响。肩舆簇簇,车马辚辚。百官到朝,祝贺元旦。此时爆竹声如击浪轰雷,传遍朝野,彻夜不停。更夹杂着拨浪鼓声,卖瓜子解闷声,卖江米白酒冰盏声,卖桂花头油摇唤娇娘声,卖合菜细粉声,与爆竹之声,相为上下,真是好听。“土民之家,新衣冠,肃佩带,祀神祀祖;焚锗帛毕,昧爽家团拜,献椒盘,斟柏酒,阖蒸糕,呷粉羹。出门迎喜,参药窗,谒影窗,具柬贺节。”如果路上遇到亲友,则施礼,继而祝曰:“新禧纳福”。“至于酬酢之具,则镂花会果为茶,十锦火锅共馔,汤点则鹅油方补,猪肉馒首,江米糕,黄黍;酒肴则腌鸡腊肉,糟鹭凤鱼,野鸡爪,鹿兔脯;果品则松榛莲庆,桃杏瓜仁,栗枣枝圆,楂糕耿饼,青枝葡萄,白子岗榴,秋波梨,苹波果,狮柑凤桔,橙片杨梅。杂以海错山珍,家淆市点。纵非亲厚,亦必奉节酒三杯。若至戚忘情,何妨烂醉!”俗说得好“新正拜节,走千家不如坐一家。而四马喧哗,欢乐终日,真可以说是极一时之胜”。
  年饭用金银米为之,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栗、龙眼、香枝、破五之后方能撤去。(谓之“年饭”)
  取松柏枝中较大的,插在瓶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就是“摇钱树”。
  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给小孩的,也叫“压岁钱”,钱肆取钱用的“贴”叫“票子”。每届岁除,凡是富贵之家以银换钱的,都用彩笺书写,是为“红票儿”。取华美吉祥之意。
  凡是卖花的,称熏治之花为唐花。“每至新年,互相馈赠。牡丹呈艳,金桔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治,尽在一堂”所以人们又叫它“堂花”。
  挂千,就是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的,为佛前所挂。挂千民户多用它,世家大族用它的较少。其黄纸长三寸,红纸长寸余,是“小挂千”,为市肆所用。
  每到除夕,摆长案于中庭,供以百分。百分,是诸天神圣全图。“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层,叫“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叫“供佛花”。到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着烧香,到灯节为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地桌”。
  走进家家户户的正月
  正月初一日,五更起床,焚香,放纸炮。这天互相拜访,不问贵贱,奔跑往来好几日,名曰“贺新岁”。所吃的东西,如:百事大吉盒儿,由柿饼、荔枝、龙眼、栗子、熟枣等装成。
  初一,祀神及先祖,剪纸不断至丈余,供于祖前,谓之“阡张”,焚之。
  正月初旬,拜年者到门口,疾呼接贴,投一名片,匆匆而去,大多数无须和主人面谈。
  正月一日到五日,俗名“破五”。按照旧的习惯要吃“水饺子”五日,北方叫“煮饽饽”。如今有的人家只吃三、二天,有的隔一天一吃,然而没有不吃的。从王公大宅到街巷小户都如是,就连待客也如此。
  正月之灯一向集中于前门内的“六部”,叫:“六部灯”,以“工部”的灯最为人称道。冰灯,飞禽走兽、世间百态,制作得非常工巧。
  灯市从前集中在东、西四牌楼,后来移到廊房头条。
  琉璃厂......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镇街。更有“秦楼楚馆偏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也是旧京年节一景。
  春节拜年与忌门
  熟人见面头一句:您过年好!”甭问,这是北京人、这是春节了。
  民间互访拜年的形式,根据彼此的社会关系,大体可分4类:
  一是走亲戚。初一必须到岳父、须带礼物。进门后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 辈们依次跪拜。可以逗留吃饭、玩耍。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如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佛像三叩首 ,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礼表示谦恭。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久坐,寒喧 两句客套话就要告辞。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凡一年来对人家欠情的(如律师、医生等)就要买 些礼物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谢枕。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素日没有多大来往,但见面 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只是到院里,见面彼此一抱拳说:“恭禧发财”、 “一顺百顺”,在屋里坐一会儿而已,无甚过多礼节。
  但从正月初一至初五,多数家庭均不接待妇女,谓之“忌门”。仅限于男子外出拜年,妇女则须等到正月初六以后才能外出走访,所以拜年的时限可以延长到正月十五灯节左右。
  如果因故未及循例行礼,日后补行的,谓之 “拜晚年”。
  民国后至现在,亲友间相互拜年、晚辈给长辈拜年、同事间互访,以及 团拜、宴会、晚会、茶话会等恭贺新年的形式也很盛行。
  福”字为何倒着贴
  春节,在许多家庭院落的门窗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倒贴着的大红“福”字,这可算得上是我国人民的一个传统习俗了。
  据说,“福”字倒贴的习俗来自清代恭新王府,一年春节前夕,大管家为讨主子欢心, 照例写了许多个“福”字让人贴于库房和王府大门上,有个家人因不识字,误将大门上的“ 福”字贴倒了。
  为此,恭亲王福晋十分恼火,多亏大管家能言善辩,跪在地上奴颜卑膝地说 :“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乃吉庆之兆。”
  福晋听罢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府福到(倒)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一高兴, 便重赏了管家和家人。
  事后,倒贴“福”字之俗就由达官府第传入百姓人家,并都愿过往行人或顽童念叨几句:“福到了,福到了!”
  
  元宵佳节话“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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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这首清朝的《上元竹枝词》就反映了北京老早以前就有元宵节吃汤圆的习惯,并且当时已有以出售汤圆著称的字号。
  正月十五元宵节将至。元宵是灯节。在中国,唐朝遗留下来灯节观灯的习惯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另外,元宵节吃汤圆的风俗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因为在上元节的晚上——元宵吃汤圆,人们也就习惯地把汤圆叫做“元宵”。
  元宵佳节,北京的饮食、糕点铺,甚至连马路两边都设摊兜售汤圆,家家户户在正月十五这天都吃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人们是多么留恋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风俗呀!
  汤圆又叫汤团、粉果,因为熟了浮在水上,古代又叫它浮圆子。人们在元宵节吃汤圆,实际上是思念亲人、渴望团圆的意思。宋代周必大写《元宵煮浮圆子诗》是我国最早描绘汤圆的诗:
          “今夕知何夕?团圆事事同。
          汤官寻旧味,灶婢诧新功。
          星灿乌云裹,珠浮浊水中。
          岁时编杂咏,附此说家风。”
  周必大是南宋孝宗时大臣,平时整肃军政,励精图治。这首短诗里已经流露出他举碗盼望全国人民团聚的思念,连灶下生火的丫头都为大家煮食汤圆时浸沉在思念故乡那种深沉的情绪里感到诧异呢!吃汤圆,忆亲人,这个习惯就一直传到现在。
  
  春节拜年说贺卡 返回顶部
  
  一近年关,北京人最忙的事儿就是拜年。
  节日前,人们就要在心里核计该前去拜访的主儿,看哪些是非拜不可的, 届时只好撂下手里的活儿,拜年去吧,年年如此,已是轻车熟路,台词无非 是什么“贺喜发财”、“谢谢关照”一类的套话。
  于是,北京城里公共汽车、 地铁人满为患,骑车者满城转悠。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拜年。被拜者呢 有 的正忙着或者有急事要出门,得!拜年的来了,让座、沏茶、敬烟、侃大山, 一切都按程序来。一批走啦,又来一拨儿,一天的功夫就搁菜了,什么事也 甭想干。
  从1991年起,邮电部开始发行“中国邮政贺卡(有奖)明信片”, 价格便宜,包括邮资财几毛钱,中奖率几乎占发行总数的四分之一,中奖金 额高达一万元。精美的有奖卡简单又便宜,既能表达情谊,又能给朋友送去 一份幸运。瞧那祝词:“祝你过个够味、够劲的新年”、“寄上一束鲜花, 寄去我的思念……干脆寄上我自己才能表达一切”等等。脑了一转,齐啦! 于是大伙忙不迭地跑邮局,寻地址,几十张贺卡寄出后,心里顿时了却了一档子事。
  贺卡拜年,美好的情意、真诚的祝福都包融在里面阳,这样简单而又实用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贺年片最早源于我国宋代,当时民间拜年时,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贴 致贺,这就是早期的贺年片。
  到了明代,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 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 。
  清代,贺年片改用大红硬纸制作,增加了喜庆气氛。但世界上首创邮政明信片的国家却是奥地利。
  1869年奥地利人就推出了这种快捷、方便的通信方式。
  1879年,清政府第一次发明了明信片,但应者寥寥。
  明信片在中国真真热起来是在1988年,那些由绘画、民间工艺、名胜古迹、花鸟 虫鱼、珍贵文物等绚丽图案组成的明信片,顿时成了亲朋好友生日祝福或节日祝贺的一种最新形式。
  三言两语就可寄赠感情的方式,适应了现代社会快 节奏、高效率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发行有奖贺卡以来,贺卡热遍了中国,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温馨与欢乐,在北京成为人们主要的贺年方式。
  
  胡同叫卖声 返回顶部
  
  北京胡同里的叫卖声含混、悠长、拐弯抹角,像唱歌似的。那是一种被牧歌化了的,带有浓郁农业文明色彩的抒情的声音。叫卖者好像不是在从事商业行为,而是在进行民歌演唱。他们似乎不关注人们是否来买卖,只是喜欢在街头游荡。从那种看似散淡而诗化的音调中,透露出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面对商业文明的遮掩和羞涩态度。
  唱歌式的叫卖声已经越来越孱弱了。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叫卖声。他们站在自由市场的两旁,扯起了大嗓门,对着行人的耳朵,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副不买就不饶你的架势。这种叫卖声中隐藏着一种穷怕了而急于致富的焦虑,一种恨不得掏你口袋的“急色相”。一旦你不买,他们便绝望、焦虑、着急、怨恨、生气,进而恶言相对。我们从这些“嗓音”中可以感觉到一种语言暴力的倾向,像“文革”时期的人在街上喊口号一样。对此,环境保护部门并没有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这种叫卖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刚刚开窍的城镇。
  成熟的商品社会的叫卖声应该是准确、直接、平静的。街头上的一些专卖店(比如“宝狮龙”、“佐丹奴”、“班尼路”等)也有叫卖的声音。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们,用一种叙述的语调向你诉说着商品的好处,并竭力劝说人们来买他们的商品。但你不买也没有关系,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继续叫卖的决心。尽管他们那种叙事语调也难免有些夸大其辞,但与上面说的两种相比,还是显得客观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强加于人,也不回避什么,从而显得更加真实。
  有时候,他们也会大喊大叫起来,尤其是在辛苦了一天而快要下班之前。但那种叫喊声不是对着顾客们,而是对着他们自己,目的在于鼓动士气。比如,喇叭里会传出播音小姐的叫声“大家好!”售货员们齐声回答:“小、姐、好———”“大家辛苦了!”“小、姐、辛、苦———”“已经卖了398件了,落班前要卖到400件,大家有没有信心?”众人齐声回答:“有———”。
  在他们那种不急不躁、不卑不亢的叫卖声中,透露出一种务实、敬业的精神,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商品拜物教”的精神。按照传统观念,崇拜商品就是有铜臭味,就是庸俗,为“君子”所不齿。但庸俗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世世代代的企盼中发现,神圣的东西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与老百姓的生活毫不相干。问题在于,比起崇拜一位貌似神圣的坏人而言,崇拜商品没有什么危险。在忠实于市场交换规律的前提下,让商品的叫卖声四处响起来,让那种虚假的、羞涩的抒情式叫卖,还有那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嗓音式叫卖绝迹。
  
  重阳登高吃花糕 返回顶部
  
  九月,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登高眺远,使人心旷神怡,于是登高也就成为一项很好的健身活动。
  但旧时登高却是为“避邪”,此说始于东汉,梁 人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说:当时有名费长房者,颇擅仙术,能知人间祸福 。一日,他对其徒汝南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全家有难,但如能给每人做一红布袋,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然后去登高,并在山间饮菊花酒,即可幸免于难。桓景照办,果真九日晚间,全家从山上回来后,见家中鸡、犬、牛、 羊俱已暴死。
  事后,费长房告知,此乃家畜代为受祸。这种神奇故事经过传播,便形成了重阳节登高的习俗。
  旧时,北京人登高饮酒的风俗很盛。南城可到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 北城可到蓟门烟树,远一点可到西山八刹。
  赋诗饮酒、烤肉分糕,登高兼 有秋游之意。
  由于天气渐冷,树木花草凋零在即,故人们谓此为“辞青”。 九九登高,还要吃花糕,因“高”与“糕”谐音,故应节糕点谓之“重 阳花糕”,寓意“步步高升”。
  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
  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 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 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 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据说,早年不家用发面饼夹上枣,栗诸果的, 或以江米、黄米面蒸成粘糕饼,似“上金”、“下银”的花糕。花糕是招待女儿归宁的食品,也是节日互相馈赠的礼物。
  如今,北京人登高习惯更盛,景山、八大处,香山等都是登高的好地方, 八大处还举办重九登高节,吸引了众多的游人。而且北京人登高也不仅仅限于重九节,每天清晨,在崎岖的山道上,常常可以见到登高的人群。
  
  秋凉话蟋蟀 返回顶部
  
  秋风起,草虫鸣,又是孩子们翻盆倒砖捕捉蟋蟀的时候了。
  蟋蟀也叫促织,北京俗称“蛐蛐儿”,中国古代从宫廷到民间,都尚促织之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促织”一文写尽了黎民向朝廷贡蟋蟀的悲惨故事。苏杭一带人好斗蟋蟀,京华也极盛行。明朝祟祯年间《帝京景物略》一书就写永定门外胡家村出产蟋蟀,对蟋蟀的品种、名称、饲养方法、搏斗情景记载极详。明朝已有《促织经》的书籍。
  笔者有几个养蟋蟀的朋友,曾见他们斗过蟋蟀,奢侈之风,令人吃惊。
  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六条有两家蛐蛐店,山东兖州有专人来此出售蟋蟀,养蟋蟀者也来这儿选购,佳者每只可卖银洋数元。饲养蟋蟀需用好罐,北京讲究用“赵子玉”制的罐,养蟋蟀前先用普洱茶浇罐,以免罐底“烧伤”蟋蟀爪牙。
  蟋蟀的食料是用米饭和研碎了的青豆合制成糊状食物,一天一换。霜降以后,蟋蟀要晒太阳,中午捧出盆来晒一阵,用帘子遮着,晒时每盆都要把水和食物取出,以免热气蒸发,薰坏蟋蟀;过午后,再逐盆放进食物和水,捧回屋内。
  冬天则把盆放在锡壶内,一壶放四罐,外边再用棉被裹着取暖,这样可以将蟋蟀养到冬季。斗蟋蟀时盛况空前,仆人们挑着蟋蟀盆奔赴现场。事前做局者用天平称好蟋蟀分量,分量相等者方能决斗。双方主人押上赌注,数字写在水牌上,旁人也可押码。蟋蟀到了盆中,主人就用“探子”诱其相斗。如一方斗败要跑,用“探子”引回再斗,三个回合后都跑,就算输了。于是做局者收集双方赌注,扣掉百分之十的抽头,再付给赢方。
  北京斗蟋蟀时人们可以围观,但旁观者必须保持安静,怕惊动了蟋蟀,跳出盆外,这叫“惊盆”,“惊盆”后的蟋蟀放回盆内,一般就丧失斗志,不能斗了。
  天津斗蟋蟀时不许围观,只许双方主人和“监盆”者(即做局者)围观。斗赢了的蟋蟀,振翅长鸣,主人在盆盖后面贴纸上记上它的战绩。这类蟋蟀如死后,主人无限伤心,用白银薄片打成小棺材入殓安葬,并谥以“常胜将军”、“开国大元帅”等称号。
  过去北京为养蟋蟀斗蟋蟀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悬梁自尽者有之,荒废学业者更不计其数。因此,养蟋蟀只宜逢场作戏,切不可玩物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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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贩卖人口的市场兴起于元代,元大都建立后,曾经贩卖掳掠来的汉人。
  《析津志》记载:“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人市在羊角市,至今楼子尚存。”
  这个人市在现今西安门大街、拐棒胡同一带。因为当时人们强烈反对贩卖人口的做法,元朝政府才下令废除人市,但是贩卖人口的楼子一直保留到明朝。
  清初,又出现了人市。史学家谈迁从浙江来到北京,住在南城。他在考察社会情况时发现了这个人市,就在《北游录》一书中写道:“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
  这个人市在现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牛街一带。
  王士□在《香祖笔记》中也写了顺治初京师卖水人赵逊于人市买妇人为妻的故事。起初买来了女人,去其头帕,发现是个老妪,赵逊以母事之。老妪很感动,就取出缝在衣服中的藏珠让赵逊在人市另买个青年女子为妻,买来一看,正是老妪的女儿。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清初汉人被买卖的情况。
  对于出卖劳动力的旧北京的另一种“人市”,也有个专门名称,叫穷汉市。
  元朝的穷汉市在城门附近。《析津志》记载:“穷汉市一在钟楼后,为最。一在文明门外市桥;一在顺承门南街边;一在丽正门西;一在顺承门里草塔儿。”
  明、清两代的穷汉市即今前门外铺陈市。一些破产农民及无业游民每天为当短工聚集在这里,等待招雇。这种出卖闲散劳动力的集市一直到解放初期还存在,前门外、崇文门外的桥头常可见到一些手持工具(瓦刀、锯、斧等)的人在听候雇主叫唤。这些人也被叫做“听叫儿”。
  
  清明节后话玉兰 返回顶部
  
  清明一过,北京人便开始春游活动。赏玉兰即是一项。玉兰花那洁白厚实的花瓣,芬芳扑鼻的香味确实是诱人的。
  因为玉兰是南方植物,明清时代随着园林建筑的兴起,它也被移植到北京来,而且多在西山一带。人们熟知的是颐和园的两棵玉兰。每年清明一过,人们便开始成群结伴到乐寿堂去,那时没有公共汽车,有坐轿的,骑驴的,更多的人在西直门溜溜地向西□逦走去。   两棵玉兰两种颜色,白玉兰没有开谢,紫玉兰就向人们展开它那浅紫色的小碗了。人们围着两棵玉兰,仰首观赏,不忍走开。其实北京更有名的是大觉寺的玉兰。
  大觉寺建于辽咸雍四年(1068年),起初叫清水院,明宣宗时重修后改名大觉寺。那里流水潺潺,青山环抱,风景秀丽。大觉寺有两棵玉兰,南边四宜堂的那棵传说是明朝遗物,直径尺余,并不高大,姿态动人,花朵似乎也瓣大香重。难怪年年清明前后人们络绎不绝地去赏花。出四宜堂,进北小院,还有一棵玉兰,那是清代种植的了。花开得较明玉兰要茂盛,但风姿稍逊。大觉寺还有千年银杏、辽代古碑,完全是值得一游的。
  记得40年前玉兰花开时节,曾和友人去过一趟大觉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友人赵光华是园林专家,他告诉笔者北京最古老的玉兰就在大觉寺附近的城子山中,那里有小园林,不知是明代哪位贵族留下的,群山中隐约可见亭台楼阁,院内竟有两棵玉兰,用铁栅栏围绕着,比大觉寺的玉兰粗,长势良好,因为地处穷山僻壤,鲜为人知,所以没有人去打扰它,树长得反而更好。其实,故宫也有两棵玉兰,深锁院内,平时不开放,因此很少有人知道。
  赏玉兰要掌握气候,去早了花尚含苞未放,去迟了又凋谢阑珊。加以北国风狂,好端端的花,有时一夜风起,第二天就碎玉满地。所以要选好时机观赏玉兰是不容易的。近几年来长安街北侧已种植一行玉兰,开得很茂盛。今后北京人赏花不用跋涉郊外,也不要担心气候的变化,沿着红墙踟躅,就可以赏花了。
  
  走 会 返回顶部
  
  走会 一种传统的中国民间歌舞表演,主要集中在春节至灯节前后,1949年前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进香期间也常举行,因此在北京亦称香会,1949年后改称花会。
  北京的走会大约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每逢年节或遇喜庆大典以及山坛庙会,它便成为最有组织、最为热烈的街头歌舞表演。
  参加走会的人员有:演员(角色),专司表演各种技艺;会中管理人员及一切事务之人,这些人按司职不同分为钱粮把儿、大车把儿、忠和把儿和神堂把儿,每把儿有主事一人,称把儿头。钱粮把儿负责挑担箱笼,每会有箱笼四挑,每挑一对,箱笼饰以金漆,主要盛放走会用的行头及其它物件;上插四面三角会旗,绣有会称,一般会旗为蓝色,称蓝旗蓝幌;曾在宫内当过皇差受御览者,用黄旗黄幌。大车把儿备大车数辆,会毕供演员乘坐;杠子会也多在大车上表演。忠和把儿系会中的变相厨,专门负责制作或携带会中应用食品等事宜。神堂把儿专司祭神仪式、演礼及神前应用物品的准备工作。
  走会的主要表演形式有:开路、秧歌、五虎棍、旱船、中幡、小车会、高跷、杠箱、狮子、十番、太平鼓等。
  开路会 走在大会最前面,以舞铁叉开路。叉上有铃档片,一舞即响。演练者面画古人脸谱,身着青缎靠,系丝绦,腰围虎皮战裙,脚穿青色缎靴。演练中除边行进边抛叉接叉外,还有“十字披红”、“横腰玉带”和“旱地拔葱”等技艺。开路会是每次走会必有的形式。
  秧歌 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走会形式,几乎每会必有。北京地区的秧歌,一般指不踩高烧的地秧歌,故又俗称蹦子;此外还有一种打花鼓和边唱边打小铜钱者曰花钹,但不多见。秧歌的角色有渔翁(手持鱼竿身背鱼篓)、樵夫(亦称柴翁,肩扛扁担)、陀头和尚(行者扮相)、小二哥(童子扮相,手持花篮,手握花鞭)、俊鼓(俊扮公子,打小跨鼓)、丑鼓(丑扮公子,打小跨鼓)、俊锣(俊扮女子,打小手锣)、丑锣(丑扮女子,打小手锣)、文扇(文扮女子,持扇)、武扇(武扮公子,持扇)、渔婆及卖膏药者(抹白鼻梁,手持膏药旗或拿串铃),共12人,若全部出场演练,称全活。演练者每人唱一段秧歌调,最后合唱,由小跨鼓及小手锣伴奏;秧歌调每首4句,每句7字,内容多取自水浒、八仙等故事;舞姿有“龙摆尾”、“黑虎掏心”等,伴以不同的锣鼓。
  五虎棍 取材于宋太祖赵匡胤与董家五虎打斗的故事。演练者勾花脸,着戏衣,手持齐眉棍和三节棍,表演双打,群打,有锣鼓伴奏。各种武术套路是预先编排好的,较简单。
  早船 亦称跑旱船,用竹片扎成架子外罩绿布成船形,内有一旦角将船钩在腰间,边唱边舞;另一丑角勾白鼻梁戴髯口,在船旁作摇橹状。北京的跑旱船来源于早年修运河的民工歌舞。
  中幡 亦称幢幡;耍幡、大执事。幡旗用彩绸制成,绣中幡2字或图案,上下均由横竿支撑,上横竿两端系于一根三丈多长的粗竹竿顶,竿顶还缀几个大铃档;在粗竹竿中段约幡旗下横竿处有一个伞状物,幡由上述部分组成。幡的练法有单臂举三举、落三落、脑箭、牙箭、肘箭等,演练时有锣鼓伴奏;牙箭难度最大。中国自晋代就有“幡舞歌”的记载,耍幡在明清前多为宫廷舞乐,后传入民间,清代中幡已是北京走会中必不可少的节目。1949年前后,北京耍中幡的有天桥老艺人宝三(宝善林)及其弟子们。
  小车会 小车用竹片扎成长方形框架,外罩色布,两侧画车轮,上搭凉棚,后有两根车把;内有一俊扮女子将车钩在腰间,腰前装一双盘膝假腿;车后有一人扮车夫手扶车把,前有一人拉车。演练的套路与旱船相似,但演唱的词曲比旱船活泼有趣。
  高跷 一种用双脚踩着木跷作舞的传统歌舞形式。跷有高矮之分,高者约五尺多,矮者三尺多。高跷的角色与地秧歌大同小异,全活有:陀头和尚(双手各持一木棒互击,在队前开路)、小二哥(童子扮相,持花篮)、傻柱子(丑扮)、老作子(花婆扮相)、柴翁(肩扛扁担)、渔翁(身背鱼篓)、俊锣(俊扮女子,手打小铜锣)、丑鼓(丑扮公子,打小跨鼓)、武扇(丑扮公子,手持蝴蝶)、文扇(俊扮女子,手持扇)、渔婆、卖膏药者(身挎药葫芦)12个角色;若出场10人,则去掉后两角,亦有加入青蛇、白蛇。演练多为两人一组的小场,套路有单腿跳走、摔叉、苏秦背剑、过高凳、走独板桥、叠罗汉等。
  杠箱 杠箱会在清代是一种半官半私的会档,内容多取材于“借饷”。演练时,八人抬着四只有响环的大箱子做各种舞蹈动作,有时跳着走,使箱环声合拍节;接着是一个官员(丑扮)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坐在一根竹竿上,身后打一把大伞;观众可任意向坐在“轿子”上的“官老爷”鸣冤告状,“官右爷”则必须对此发表感慨或作出诙谐的回答,观众也可以与“官老爷”打趣说笑;扮衙役抬轿的演员,边走边喊官威,模仿真宫出巡。此会在清代多由六部衙役演练,借用吏部大堂执事,民国以后多由民间演出,30年代初绝迹。
  狮子 亦称耍狮子。狮子分为太狮(大狮子)、少狮(小狮子);太狮由二人合作演练,少狮由一人独演。演狮子的披苫称囊,由两部分组成,狮头用木雕制,饰金漆绘彩缀彩穗和铃铛,口眼均能动;狮子身躯由黄或蓝色平纹麻布制成,缀多缕染成黄或蓝色的青麻当狮毛。演练由两只太狮出场,按规距左黄右蓝;少狮无定数,但必须为偶数。耍狮子比其它会都壮观,很为人们喜爱,太狮的“狮子戏水”是狮舞中最精彩的节目,少狮的扯旗、卧鱼、倒挂蜻蜒等,在牌楼上演练,难度都很大。狮子舞在《汉书·礼乐志二》中已有记载,唐代又有“五方狮子舞”,宋代《百子戏春图》中也有舞狮的描绘,清代狮子舞才传到北京民间。民国以后,北京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狮子会,“二闸狮子会兔水”指其中最有名的东便门外二闸和白纸坊的狮子。1949年后,狮子舞的演员趋于专业化,狮子舞也成为舞台上保留的传统节目之一。
  十番 亦称小执事,是一个宜于行走的乐队,乐手身穿彩绣服装,多用丝竹乐器,演奏优雅的曲调;大曲都成套,每套下有牌名,如《风吹花蝶》、《清江引》等。十番原为明清两代的著名乐谱,清代乾隆嘉庆之际,内廷曾设《十番学》,专门研究十番中的所有乐曲;民国以后,十番绝迹。
  太平鼓亦称年鼓,其道具是一把蒲扇形的有柄单面鼓,羊皮面铁条框,鼓面绘花草、人物等,鼓框衬绒球或花穗,鼓柄下缀小铁环数枚。演练人用软藤鼓鞭边击边舞,打法有正面打、反面打、打边、手磕鼓面、手磕鼓柄、振动铁环等。太平鼓原为小孩子过春节敲打的玩物,清代宫廷也有打太平鼓的习俗,民国以后,太平鼓成为走会内容。1983年春节,丰台镇内表演了太平鼓,其套路有“大扇”、“小扇”、“斗公鸡”、“夹篱笆”、“穿胡同”等。
  走会除上述外,还有杠子会、坛子会、耍石锁、神耳香等。走会的盛行,与北京的传统行业有密切关系。北京的棚铺业演练狮子会的特别多,这是因为棚匠在搭棚的整个过程中,必须用两腿盘住杉稿,用手操作,所以必须练就高空作业的本领,少狮有牌楼上演练“扯旗”、“倒挂蜻蜒”、“卧鱼”等套路,正是表演这种本领;北京的脚行,多演练高院、地秧歌;杠箱会,民国以后以轿杠业居多;十番会则由响器铺的吹鼓手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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